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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遵义会议会址(三)

日期:2019/5/23 点击:1881

: 宋体;">无可奈何花落去,因此,凯丰的意见就更显得无足轻重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凯丰在与会大多数同志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反对秦邦宪、李德等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决定撤销他们对红军的更高指挥权时,凯丰却仍旧站在支持秦邦宪的立场上。他的做法应该说并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但在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的这样一种政治抉择,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遵义会议最后根据大多数同志意见作出了几项重要决定,在组织上作了部分调整,毛泽东由政治局委员上升为常委,王稼祥由政治局候补委员上升为政治局委员。取消由秦邦宪、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恢复军委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指挥红军的权力,同时,周恩来还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政治局常委在适当的时候再进行分工。

会议一结束,政治局常委分工即决定毛泽东帮助周恩来共同指挥军事。25日,当行军到川滇黔边交界处的一个叫“鸡鸣三省”小村庄,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张闻天代替秦邦宪在党内负总责。

通过组织调整,使党和红军的领导方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次独立自主地解决革命历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我们党的路线、政策、方针和红军应走的道路。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即属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党的各项重大决策和方针,都得经共产国际及驻华代表的审查批准,要服从和听命于许多不切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指令;而遵义会议不经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还被它委任的党的负责人和军事顾问的军事指挥权取消了,改变并纠正他们原定的方针路线,从而使危急中的党和红军获得了转机和发展。首倡并实现这一转变的,主要是毛泽东,但若没有一批党和红军的干部的支持合作,这又将是不可能的。正如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的:“党在一九三五年的转变,基本上就是党的干部的多数从失败中得到了经验,提高了觉悟的结果。”因此,可以说从遵义会议开始才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代领导集体。

从会议室东门出来,经过一小段走廊,便是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的住室,他的夫人康克清当时任总部作战局的政治指导员也住在这里,室内置放着一张古老木床,上面铺着白布垫单,一床灰色夹被,一条毛毯和一个白布包袱皮的枕头。靠窗边,有一张红漆办公桌,桌上放着铜墨盒和瓷质笔筒,插着红蓝两用铅笔;还有一个门外面罩着灰布套的三磅小瓶和一个白色搪瓷缸,朱德和康克清在这里住了十天左右。一向宽厚待人的朱德,在遵义会议上却声色俱厉地指着李德的鼻子批判错误的军事指挥,最后他表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朱德的严正态度,震动了与会的军团长和政治委员们,他们深知,一贯服从党指挥的红军总司令,这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说出了这样一言九鼎的话。历史实践说明,朱德凭着其在党和红军中的突出地位和巨大威望,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表明的态度,为解决党内极其复杂的矛盾,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到了其他同志不可替代的作用。康克清曾回忆道:当年虽住在会场对面,只知道会议争论激烈,当朱德开会回来,向来遵守党的纪律不过问朱德事的她,也情不自禁地问朱总会开完了吗?朱总总是说会还未开完,不过大势已定了。他还兴奋地告诉康克清,现在好了,毛泽东又有了发言权,又可以参与指挥部队了。

朱德在遵义期间,还出席了112日在省立第三中学操场召开的遵义全县群众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还抽空看望了红军医院里的伤病员,送了慰劳品。

遵义会议后,朱德继续担任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领导和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威逼贵阳,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冲过了一道又一道险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朱德住室的隔壁是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住室。在第五次反“围则”战争中,由于秦邦宪拱手将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而李德既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又刚愎自用,作为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实际上已无事可做。长征开始时还被撤掉总参谋长职务,降到红五军图任参谋长。黎平会议后,中央恢复了他总参课长职务,并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为使部队早日打过乌江,亲自带领工兵连克服江阔水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