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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遵义会议会址(三)

日期:2019/5/23 点击:2256

: 宋体;">无可奈何花落去,因此,凯丰的意见就更显得无足轻重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凯丰在与会大多数同志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反对秦邦宪、李德等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决定撤销他们对红军的更高指挥权时,凯丰却仍旧站在支持秦邦宪的立场上。他的做法应该说并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但在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的这样一种政治抉择,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遵义会议最后根据大多数同志意见作出了几项重要决定,在组织上作了部分调整,毛泽东由政治局委员上升为常委,王稼祥由政治局候补委员上升为政治局委员。取消由秦邦宪、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恢复军委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指挥红军的权力,同时,周恩来还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政治局常委在适当的时候再进行分工。

会议一结束,政治局常委分工即决定毛泽东帮助周恩来共同指挥军事。25日,当行军到川滇黔边交界处的一个叫“鸡鸣三省”小村庄,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张闻天代替秦邦宪在党内负总责。

通过组织调整,使党和红军的领导方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次独立自主地解决革命历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我们党的路线、政策、方针和红军应走的道路。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即属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党的各项重大决策和方针,都得经共产国际及驻华代表的审查批准,要服从和听命于许多不切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指令;而遵义会议不经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还被它委任的党的负责人和军事顾问的军事指挥权取消了,改变并纠正他们原定的方针路线,从而使危急中的党和红军获得了转机和发展。首倡并实现这一转变的,主要是毛泽东,但若没有一批党和红军的干部的支持合作,这又将是不可能的。正如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的:“党在一九三五年的转变,基本上就是党的干部的多数从失败中得到了经验,提高了觉悟的结果。”因此,可以说从遵义会议开始才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代领导集体。

从会议室东门出来,经过一小段走廊,便是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的住室,他的夫人康克清当时任总部作战局的政治指导员也住在这里,室内置放着一张古老木床,上面铺着白布垫单,一床灰色夹被,一条毛毯和一个白布包袱皮的枕头。靠窗边,有一张红漆办公桌,桌上放着铜墨盒和瓷质笔筒,插着红蓝两用铅笔;还有一个门外面罩着灰布套的三磅小瓶和一个白色搪瓷缸,朱德和康克清在这里住了十天左右。一向宽厚待人的朱德,在遵义会议上却声色俱厉地指着李德的鼻子批判错误的军事指挥,最后他表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朱德的严正态度,震动了与会的军团长和政治委员们,他们深知,一贯服从党指挥的红军总司令,这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说出了这样一言九鼎的话。历史实践说明,朱德凭着其在党和红军中的突出地位和巨大威望,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表明的态度,为解决党内极其复杂的矛盾,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到了其他同志不可替代的作用。康克清曾回忆道:当年虽住在会场对面,只知道会议争论激烈,当朱德开会回来,向来遵守党的纪律不过问朱德事的她,也情不自禁地问朱总会开完了吗?朱总总是说会还未开完,不过大势已定了。他还兴奋地告诉康克清,现在好了,毛泽东又有了发言权,又可以参与指挥部队了。

朱德在遵义期间,还出席了112日在省立第三中学操场召开的遵义全县群众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还抽空看望了红军医院里的伤病员,送了慰劳品。

遵义会议后,朱德继续担任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领导和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威逼贵阳,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冲过了一道又一道险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朱德住室的隔壁是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住室。在第五次反“围则”战争中,由于秦邦宪拱手将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而李德既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又刚愎自用,作为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实际上已无事可做。长征开始时还被撤掉总参谋长职务,降到红五军图任参谋长。黎平会议后,中央恢复了他总参课长职务,并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为使部队早日打过乌江,亲自带领工兵连克服江阔水急等重重困难,迅速架设好浮桥,胜利突破了乌江天险。接着,刘伯承又亲临前卫部队指挥,智取了遵义城,被任命为遵义警备司令。

刘伯承以红军总参谋长身份出席了遵义会议。在会上,刘伯承和聂荣臻建议红军应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他们建议的理由是:四川条件要比贵州好得多,人稠物丰,利于红军活动和发展;二是四川交通闭塞,当地军阀历来排外,蒋介石想往里大量调兵不容易;更主要的是有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做接应。经与会同志讨论,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并于122日以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名义发出《关于第四方面军配合野战军转入川西的指示》。

在遵义会议上,刘伯承支持毛泽东、洛甫和王稼样的发言,拥护中央的决定。会上,还有这样一个小插曲。李德被大家批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趁暂时休会的时间,用俄语对刘伯承说:“你在苏联学习过,在苏区你也是赞成把红军建设成一支正规军的。”想以此得到刘伯承的同情和支持。1928年至1930年刘伯承与李德同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确有同学之谊。刘伯承听后,坦率地用中国话说:“同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李德虽未弄清刘伯承话的意思,从刘的表情和口气,也大致明白了刘伯承和其他同志的态度是一样的。

沿着东边的转角楼梯下来,便到了会址大楼的东厢房,这里是总司令部一局作战室,由两间长方形房间组成,中间原有一道可折叠的六合门;正中放置两张黑漆木方桌,桌上放着铁座马灯、钉书机等办公用品;东窗下有两张三抽桌,桌上放着几部皮包手摇电话机,桌下立着几个电线拐子,西窗下是一对铁皮公文箱,南壁上挂着一幅云、贵、川三省接壤地区二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图上用红、蓝色三角小旗,标志着遵义会议期间敌我双方态势。可以清楚地看出19351月,红军仍处于国民党军的层层包围之中,如何摆脱国民党军新的“围剿”,是摆在党和红军领导人面前的首要问题。当年,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和彭雪枫等,经常在这里研究、布署和指择前线野战军的行动。作战室是会址较早复原展出的部分之一。

作战室的对面,是总司令部一局(作战局)局长彭雪枫的住室,室内陈设简朴,仅置放着房主家的一张宽大木板床。

彭雪枫、河南省镇平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大队政治委员、第六师政治委员、红三军团三师政治委员、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任总部局(作战局)局长,遵义会议结束后,即调任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19352月中旬,扎西改编后任红三军团第十三团团长,在攻克娄山关,二占遵义城战斗中,指挥全团担负主攻任务。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四师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参谋长兼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新四军留守处主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第六支队司令员,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淮北军区司令员。1944911日在河南夏邑县作战中牺牲,年仅37岁。是抗日战争中我军牺牲的将领之一。在遵义和遵义会议期间,彭雪枫作为总部一局局长,为中革军委领导人进行了军事资料准备。

彭雪枫住室隔壁是一局几位年轻参谋的住室,他们是孔石泉、黄鹄显、吕黎平、罗舜初、曾美、王辉、黄功友、谢汉初,他们在总部首长直接领导下,及时搜集敌、友、我三方的情况,进行分析判断,提出建议,记录首长的意图决心,拟写出作战文书,一切战事来往文件、电报等也由值班参谋承上启下。首长到部队检查指导工作,出席重要会议,参谋也跟随前往,当场决定问题。对于首长已经明确了的意图或授权处理的事宜,值班参谋有权用首长、机关的名义,下达命令、指示和答复解决,事后及时报告所经办的事这些均须记在《阵中日记》中,未尽事项则交给接班参谋继续承办,以保持连续性。总之,在战争环境中,作战参谋是党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长实施军事指挥与处理各项工作必不可少的助手。

会址大楼南面,原是军阀柏辉章家的旧宅,这里是一个自成格局的木结构平房七间的小院,环境幽静。红军进驻遵义后,总司令部一局机要科驻于此。

机要科主要业务是掌管机要密码,编制与翻译无线电报。当时的电报速度等级分:平急、火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电报的机密程度分:普译、密译(由机要组长或科长译)、亲译(首长自译或由他指定的人译)。机要科所有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机密规定,一切来往电报的内容,不得对外泄露,必须做到守口如瓶,万无一失。机要科工作人员和作战参谋一样工作,分三班轮流担负24小时上班。当年机要科科长是毛庭芳,副科长是杨刚,译电员有李质忠、罗琳、黄有凤、叶子龙、宋仁绥、王中军、陈茂生、黄明煌、肖锡禄、康初振、易昌培、刘伯生、杨初振、杨志宏、李希才、许得尧、李云耀、王家才、余维新等。

从小院东门出来,原是柏家的一口长方形水井。当年红军总部首长和工作人员的生活用水,也都从这井中汲取。近20年来,随着城市建设飞跃的发展,遵义的官井、红花碗井、白沙井、新龙井等上了史书的名井,或名存实亡,或受污染已不能饮用。惟独这口老井,百年来井水即不漫出井沿,又不干枯见底,水质清测透明。相形之下,老井给毗邻的会址大楼更增加了些灵气。

老井旁边,紧挨着会址东侧是一幢一间两层楼房,楼下是红军总部作战局伙食单位的厨房和用餐的地方,楼上住着警卫班的同志。

会址东侧有一棵大槐树,上世纪30年代时仅碗口粗,经过70年的沧桑,如今已高达30余米,长得枝繁叶茂,在所有有关会址图片、电视镜头或美术作品中,都可看到会址旁的这株大槐树。

编:遵义会议纪念馆

著: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 陈松

  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员 费侃如

,

毛泽东的题字

 

陈列馆中展出的是毛泽东主席196411月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六个字是写在两张长34厘米,宽24厘米的宣纸上,分三行每行二字从右到左竖写,1964年正是毛泽东书法艺术进入精进繁富时期,他在行笔用墨上,腕下刚劲雄健,墨色润泽相当。“遵”字笔走龙蛇,豪迈奔放,潇洒倜傥;两个“会”字肥瘦相宜,产生强烈的韵律感,使横匾气势磅礴,风采飘逸,神气贯通,活力无穷,表现出书家精深的功力素养。第二个“会”字的笔, 写出纸外一小点,可见毛泽东是满怀激情,一气呵成写完的。

 

红军标语

图片1.png图片2.png 

左: 王家烈(1893.5.27~1968.8.12

费州省积杆人。重民政府贵州省主

席兼国民革金军2军军李命堵机长

征中的红军建国后任费州省政协翻

主席。

右:吴奇伟(1890~1953.7.10),

广东省大埔人。国民党军第4军军长,

奉命率部队追击长征中的红军。抗日

战争中,作战努力。建国后,曾任

届全国政协委员。

 

红军从创建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对群众的革命宣传工作,在士兵委员会制订的五条任务中,写标语是五条规定之一。在红军长征后,红军总政治部为了加强沿途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工作,专为此发布命令,指出:“各部队立即动员自己部队中凡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在门板上遍写下列材料12条,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从连队到军团的军队干部以身作则,自己动手写,写满整个宿营地。”

 

室内的这两条标语,是19353月初红军再占遵义后,驻在这里的三军团一部指战员写下的。“不发欠饷不打仗,欢迎白军兄弟们过来当红军,赤化全贵州,继续消灭吴军阀胜利”、“不当无钱的白军,拖枪过来当红军”,落款为“红军宣”。标语中“饷”是指过去军警的薪金,如领饷,关饷。“王”指国民党革命军第二十五军(黔军)军长、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吴”指国民党中央军第四军军长兼“赣粤闽湘鄂匪军”北路第六路军副总指挥吴奇伟。

红军撤离后,房主令泥水工人将标语全部铲掉,但工人们却用石灰浆将标语覆盖起来。解放后,当这楼房确定为遵义会议会址后,一些工人回忆起覆盖了的标语,经过细心洗刷清理,逐渐再现了这些珍贵的红军墨迹。

 

遵义会议决议

 

展柜里陈列的这份油印文献,是遵义会议作出的决议。它的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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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会议决议封面

是:《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共分十四节,长达一万三千余字。页句中的□□是指“秦邦宪”,接着的□□是指“恩来”,改变了以往党内斗争动不动就点名批判的做法。但对李德,《决议》直接写出了他在中国用的“华夫”名。

《决议》批评了秦邦宪在主报告中的错误观点,着重批评秦邦宏、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则”各个阶段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以及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长征后又实行避战主义,教条地坚持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等方面的错误。同时《决议》还指出秦邦宪特别是李德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但也实事求是地承认“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的领导是非常不够的。”《决议》最后指出:“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领导革命战争到彻底胜利。党在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决议》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决议》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受会议委托起草的。

 

遵义会议会议室

 

沿着主楼南边的走廊向东,便到了19351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会场。会议室呈长方形,面积27平方米。室内保留着当年挂在东墙上的壁钟和一张褐色长方桌,桌子四周围着20张木架藤条折叠靠背椅。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秦邦宪(博古)6人是随中央红军长征的。19341月, 党的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共12人,除顾作霖1934528日因患急病在瑞金逝世外,还有5人缺席,当时王明和康生在莫斯科,张国焘在四川,任弼时在湘鄂川黔,项英留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政治局侯补委员是5人,出席会议的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只有关向应在湘鄂川黔,未能出席。中央的4位常委或叫书记,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都出席了,仅项英未参加。大家知道,当时正处于十分紧迫的战争环境,不可能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到齐了才开会,但到会的仍然占了多数,都超过了半数。后来张国焘说他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不承认会议成果,那完全是蛮横不讲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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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副主任、代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

中央纵队秘书长邓小平以及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和他的翻译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红九军团的军团长罗炳辉和政委蔡树藩在湄潭、兴隆一带负责警戒,由驻军团的中央代表凯丰到会,他俩就未来开会。此时红八军团已经撤消,就没有人参加。

遵义会议讨论的个议题是,黎平中央政治局会议曾决定暂时以遵义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根据红军来到黔北后所了解的情况,请与会同志再审查黎平会议的这一决定。在讨论中,刘伯承和聂荣臻建议,红军打过长江去,到四川西北地域建立根据地。他们的理由是: 1、有红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中央红军:2、四川在西南几省是首富,人烟又稠密,只要能在川西北站稳脚跟,前途就可大有作为; 3、四川对外交通不方便,地方军阀长期以来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大量调兵进去不那么容易。而从贵州的情况看来,一方面这里人口稀少,又是少数民族聚集的省份,同时,党在贵州的工作基础相当薄弱,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困难太多。会议讨论了刘、聂的建议,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会议的第二个议题是秦邦宪作关于反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即会议决议中的“主报告”,作为党的总负责人和领导战事的更高“ 三人团”主要成员,他在报告中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以来的工作进行总结。这个报告经会前的充分准备,不能不说很严谨,他在报告中广征博引,侃侃而谈,口若悬河;然而,与会同志几乎都能听出他的报告过分地强调失败的客观原因,把第五次反“围剩”的失败和突围以来的损失,归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队的强大,还有德、意、美等国的军事顾问参与策划,这就形成了对红军的优势:党在白区的工作没有做好,游击战争未能很好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很薄弱,各根据地之间未能很好配合,根据地后方物资供应太差等等。他讲的这些不能说不是五次“围剿”未能粉碎的原因,但他对这次战争中自己在领导军事工作中的失误却讲得很少,也缺乏认真检查和分析。同时,他还举出一些实例反复说明四中全会后在政治上、战略上都是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部署是正确的,显然他已意识到很多人对他上台以来的不满,他认为有必要利用领导人这么齐的机会予以回答。他的报告讲了一个多钟头,会场里始终安静得出奇,他深深被与会同志冷漠的眼光和没有任何反应的会场气氛,甚至使人有些窒息的感觉所困扰。

接着是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认真地分析了这次反围剿失败在客观上有各种原因,但军事指挥上确有问题,并主动承担了责任,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的报告时间不长,大约用了四五十分钟。

与会同志听了两个报告,使大家明显地感觉到主报告是强调反五次围剿失败的客观因素,而副报告则侧重检讨了军事指挥方面的主观因素特别是周恩来的报告,使三人团另一位成员李德深感不安,对周恩来彻底地失望了李德后来写的《中国纪事》里对此写道已经明显地把他自己同秦邦宪和我划清了界限。这对李德来说,周恩来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态度,无异于更高三人团行将瓦解的一个信号。

周恩来报告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常委素有党内理论家之称的张闻天(洛甫)不慌不忙地拿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写得密密麻麻的好几页提纲,提纲的题目和秦邦宪的正报告一样,也是《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不过洛甫的提纲,总结了过去一年待国民党军队的堡垒政策,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情况,采用堡垒对堡垒的错误战术;同时,在反围则中的几个大战役,不应当与敌主力进行抗击,而且在作战中分散兵力;未能利用蔡廷锴十九路军事变的有利时机打击将介石,以粉碎敌人围剿;红军突围西征后,又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致使红军大量减员;当红军到了湘黔交界处时,在不利于我的情况下,仍坚持要向红二、六军团地域前进,而不知道按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等等,对倾领导人进行了系统地揭露和批评。

洛甫总结的内容及观点与秦邦宪的主报告截然相反,由此有了洛甫在遵义会议上作反报告的美谈。据说反报告是洛甫和毛泽东、王稼样在会前经过商议后写成的。不论如何,洛甫的这一报告,不啻是给秦邦宪当头棒喝。一年多来,秦邦宪虽然已感到洛甫对他的领导方法及一些政策方针有意见,但没有想到这位莫斯科的老同学会如此系统地有论有据地对他进行毫不留情面的批评指责。

与会同志都了解,秦邦宪和洛甫曾是志同道合的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战友,都在六届四中全会一起走上党的领导岗位。洛甫性格温和忠厚、耿直,作风民主,在党内和苏区有很大影响。他在报告中对秦邦宪、李德甚至对周恩来有的事也直言不讳的批评,会场内不少同志因震惊而兴奋得眼睛发亮了。

三个报告后,首先发言的是毛泽东,他一反过去总是会议快结束时才发言的习惯,同时,他平时无论什么会议,从不照着稿子说,都是即兴发言。这次却拿着一张写着提纲的纸,显然是有备而来的。与会同志都注意到了和他往常不同的这两点,大家低声议论起来,很快又安静了,准备仔细听听毛泽东的讲话,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这位被夺了权的红军和苏区创建者发言的份量。

关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内容,由于没有查到过原始记录,不同版本的论文集、文艺作品有各式各样的说法。本书采用老一辈军旅作家魏巍在《地球的红飘带》中的叙述,因惟有他的这一著作得到了遵义会议参加者、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称赞,认为该书写得真实、生动、有味道,寓意深刻,催人奋进,.....读完全书,我仿佛又进行了一次长征。“”现将该书中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全文引用如下:

前面就是夜郎国了。这是当年李白流放的地方。而李白并没有真的走到夜郎,他是中途遇到大故就回去了。可是老天,谁赦我们哪?蒋委员长是不会赦我们的!我们还得靠两条腿走下去。

会场上活跃起来,引起一阵低微的笑声。

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走这么远的路呢?他的话锋一转就归入正题。这是因为我们丢掉了根据地嘛。而为什么会丢掉根据地呢?接秦邦宪同志的说法,是敌人的力量太强大了。不错,敌人的力量确实很强大;可是前几次围剿难道敌入的力量就不强大?红军到五次反‘围剿’已经发展八万多人,而前几次反‘围剿’,红军打了那么多仗,也不过一两万、两三万人。所也,敌人的五次围剿没能粉碎,还是我们在军事路线上出了毛病。这毛病主要是不承认中国的革命战争有自己的特点,不承认中国的革命军队必须有一套独特的战略战术。”“我们的敌人也是犯类似情误的。毛译东接着说,由于他们不承认同红军作战需要有不同的战略战术,所以招致了一系列的失败。后来,国民党的反动将军柳维垣、戴岳先后提出了一些新意见,蒋介石采纳了,开始对我们采取堡垒政策。可是在我们的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一套的人们,要求红军以堡皇对堡垒拒敌人于国门之外。这样整整同敌人拼了一年消耗,根据地越来越小,本来是为了不放弃一寸土地,最后不得不全部放弃,来了一个大转移。他说到这里,既沉痛又尖锐地说,采取这种战术的同志就不看看,敌人是什么条件,我们是什么条件,我们同敌人拼消耗拼得起吗?比如,龙王同龙王比宝,那倒还有看头,如果是乞丐同龙王比,那就未免太滑稽了!

会场上又腾起了一阵笑声。李德的头低了下去,秦邦宪的脸也顿时红了。

当然,这些同志的用心是好的。毛泽东的口气缓和了些。他们主要是怕丢地方,怕打烂我们的坛坛。打烂坛坛罐罐,我也怕咧,难道我就不怕?可是,不行可,同志们。事实上常常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就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取得的是进步和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可是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道这个道理,拒绝睡觉,我看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同志们,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人们大笑。

有的同志,总是对诱敌深入想不通。毛泽东继续说,他们不是批评我逃跑主义,就是批评我游击主义。其实,谁不知道,两个拳师相对,聪明的拳师往往先退让一步,而蠢人倒是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我们都没有忘记《水游传》上的教头吧,他在柴进家里要打林冲,一连喚了几个’‘’‘,结果还是被退让的林冲看出破,一脚就把他踢翻在地。说到这里,他吸了一口气,可是有的同志总是不能理解这个道理。我们进行的是运动战,我们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我总是对同志们说,准备坐下又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丢了。而有的同志总是摆出一个大的统治者架势,要打什么正规战争,非常害怕流动。好,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反对流动却来了个大大的流动。……同志们,我们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吧!

毛泽东的发言,切中了秦邦宪、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要害,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加上他的讲话艺术,政治眼光和驾驭革命战争的智慧,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热烈拥护。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王稼祥紧接着发言。王稼祥在第四次反战争中受伤,伤口一直未痊愈,是躺在担架上走上长征路的。他待毛泽东说完后,从躺椅上起来,一手撑在长桌上,开始发言,他说:我完全赞成洛甫的报告和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发言。第五次反围剿未能粉碎的重要原因,就是秦邦宪和李德一再拒绝许多同志的正确意见,特别是否定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正确建议,完全抛弃前四次反围剿中苏区军民共同创建的实践经验,独断专行,才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王稼祥态度明朗地指出,中央应立即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让有实践经验又能联系群众的毛泽东回到中央的决策岗位上,负责指导今后红军的行动。而已被围剿战争和长征以来的实践证明,不能再继续担任此重任的秦邦和李德,应立即交出军事指挥权。

王稼样的发言很短,但使会议进入了高潮是他在会上明确提出应让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他的这一意见份量很重。毛泽东后来对王稼样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他投了关键的一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被增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发言后,可以认为已为会议定下基调,引起与会同志的共鸣,争先恐后地表示自己的态度,有的心平气和,有的慷慨激愤,成和支持张、毛、王的正确主张,批评秦邦宪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会场上已形成一边倒的声音。

毛泽东晚年曾说过:19351月,开政治局扩大会,张闻天、王稼祥和我主持的,这就是遵义会议。由此可见,他们三人对会议的成功起着何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在一片拥护毛泽东的声浪中,也有个别同志发出不和谐音;这就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何克全(凯丰)的发言,他认为秦邦宪的报告基本是正确的,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发言中对秦邦宪、李德的指责是偏激的。即使博、李在工作中有错误,在紧迫的战争环境也不宜撤消他们的职务。还说:让毛泽东出来领导,他懂得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并表示对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保留意见。何克全的这一番话,顿时使会场气氛有些紧张起来,在短暂的沉寂中,毛泽东不愠不怒地问道:从凯丰同志的发言看来似乎是读过《孙子兵法》的,那么,请问《孙子兵法》共有几章几篇?凯丰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他只知道有这么一本书,但从未看过。大家看着凯丰的窘态,发出一阵轻松的笑声,会场空气中的火药味儿随即烟消云散。毛泽东没有和大家一起笑,而是看着凯丰慢慢地说:马列主义是革命经典,《孙子兵法》是军事经典,都是财富,都是宝贝;军事规律,中外皆然,我们能学外国的,为什么不能学老祖宗的呢?如果凯丰同志没有读过《孙子兵法》,我劝你还是读一读,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想你一定会收益不小。毛泽东机智地回击了凯丰的发难。同时,几天会议总的趋势是秦邦宪、李德不能再领导下去了,再领导无人服了。拥护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已成定局。秦邦宪对自己所犯错误虽缺乏认识,但他最后表示服从会议大多数人的决定;而李德作为军事顾问,本来在党内、军内就无任何职务,他虽拒不承认错误,也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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